2020年3—4月，联邦基金利率重回零利率区间，美元指数在此期间由100跌至90。
而且，政府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断地强化信用制度。二、价值链与数字货币的关系 数字货币是价值发现和计量的重要手段。
从信用货币制度和价值本位制货币制度双轨并行，到价值本位制货币单一运行以后，世界货币归宿到价值本位制货币。价值码作为数字货币，让交易有了标的和参照系，从而创造出一种莱布尼茨基础上的价值温度计，使价值计量成为可能。这种贸易体系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比方说早期的贝壳、铜这种东西，它是当时人出于主观意识，对某些商品的一种共识，而感觉的秩序与自然的秩序往往会发生背离，这是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形成的。它不同于其他的如重量、热量这些能量，它是一个人的心理、生理，包括外部环境、个人幸福度各个方面的一种结合，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能量体系。
就是说未来的数字货币是基于人的价值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发行的一种数字货币。最终数字货币的标准度量衡系统的定位，取决于全球价值公链的创立。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及接续措施，同时多次强调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为了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今年以来央行多次降准和定向降准，有针对性地解决实体企业的经营困难。9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当中，3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比如，为了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加，实体企业经营成本也面临挑战。
面向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达到50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9.1万亿元，同比增速24.9%。金融是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
金融不能离开实体经济，而且金融在为实体经济服务当中，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自身也能够得到发展。而事实也证明是可以双赢的。中信银行曾透露，近两年该银行贷款利率等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但资产质量仍稳定在较好水平，不良率仅有不到1%。因为只有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了，企业才有更多的原动力去更好地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下一步该如何进一步改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 我认为，第一，要与时俱进，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和风险。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实体经济强大了，粮食才能安全，能源才能安全，产业链供应链才能安全，国家才能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后，中信银行就制定《中信银行落实稳住经济大盘的29项工作举措》，助力市场主体恢复正常经营和生活。4月，央行和银保监会还专门制定金融支持货运物流业措施，保障物流畅通和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702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上半年，乌克兰危机让本已高企的全球通货膨胀愈加严重，全球经济衰退压力不断加大，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则更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中央强调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都是和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在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的持续努力下，三季度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经济恢复向好。
其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8%，与上年同期相比提高1.1个百分点。如何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由此也造成中国期货交易投资者结构上三多三少（个人和企业多、金融机构少。在中国，长期以来金融期货与商品期货严格分离，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能从事货币类、利率类、指数类和金银等贵金属类期货交易，不能从事一般的商品期货交易（近年来公募、私募基金和保险资管投资商品期货ETF基金加快发展）。这造成中国期货市场参与主体单一，缺乏不同投资者之间足够的对抗与竞争，价格波动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尽管交易总量规模不小，但却难以充分发挥期货交易发现未来价格、管理相关风险、引导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难以增强中国期货交易市场和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影响力。这类期货交易则更是脱离货物交易而完全从属于金融交易。
于是，在证券交易所的基础上，人们又推出了证券化的期货交易所，通过引入包括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内的更广泛的投资者对未来交易合约进行充分交易，就可以综合各种因素，对商品未来价格做出更加准确的预判，并通过参与者分散商品未来价格变化风险，从而形成期货交易发现未来价格、管理相关风险的基础功能。到2021年，中国共有150家期货公司，全年营业收入总计494亿元（2020年为352亿元，2019年为275亿元），净利润为137亿元（2020年为86亿元，2019年为60亿元），资产总额为13812亿元（2020年为9848亿元，2019年为6452亿元），净资产为1614亿元（2020年为1350亿元，2019年为1214亿元）。
实际上，期货交易尽管文字上包含货，直观看似乎就是远期货物交易，但本质上却是以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约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如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年期满之日）指定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远期货物交易合约（即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因此，必须从现货与期货、实体与金融密切配合增强合力的高度，深化国内期货交易市场变革与开放，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商品期货交易。
在准确发现未来价格的基础上，就可以引导相关的社会资源更加精准地进行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资源或产品浪费，形成期货交易引导资源配置的增强功能。其交易的期货及衍生品品种，除传统的农产品、能源类和金属类商品外，还包括货币类（超过20个不同国家的货币50多种期货交易与30多种期权交易）、利率类、指数类（包括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经225指数、MSCI指数以及英国FTSE指数等）。
贸易商多、生产加工企业少）的情况。突围 现实如此，该如何切实增强中国期货交易国际影响力呢？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化下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国加快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进口规模大、依赖程度高的大宗商品整合是非常必要和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已经非常急迫，可谓时不我待，可能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统筹规划，加快推进。金融机构参与期货交易的动机不同于套期保值者，金融机构更关注市场可能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市场分析与风险识别、控制和承受能力，大多持有敞口头寸和寻求价差收益，而非仅限于套期保值，并使其交易意图与规模不像商品经营者那样容易被市场所掌握，具有更大隐蔽性。
因此，期货交易允许先卖出后买入，而不是只能先买入后卖出。协会指出，主要原因一是代理交易额下降导致手续费收入下降，二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浮亏大幅增加，导致净利润下降。
持牌的期货公司，也主要是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代理客户在期货交易所开户、交易、清算等，相应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不能从事期货及衍生品的自营，也不得为客户提供直接的授信支持（与证券公司可以开展一定比例的自营投资相比，期货公司的业务控制更加严格），难以成为合格的做市商。差异 放眼世界，中国与美国期货交易存在明显不同。
由此，从交易保证金到交易意图、交易数据等全部贡献给国际投行，甚至在市场分析、交易咨询、投资产品等方面更多地依赖国际投行，难以形成对国际期货市场变化及时准确的把握，难以通过国家整体合力形成国际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等（这样，即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国和加工国，出口拥有绝对国际优势，也依然难以掌握其定价权），难以抵挡国际期货市场强大对手的攻击，经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屡屡造成重大交易损失。二者环比、同比均大幅下降。
这使得商品期货交易规模成倍甚至数十倍地超过实货商品交易规模，大宗商品价格的形成不再完全取决于实货商品经营企业的供求关系，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已经排名世界前列，但其在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上的国际影响力却非常薄弱，还没有与美国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银行抗衡的实力，其他金融机构更弱。排名第二的洲际交易所集团（ICEGroup），经营着全球领先的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以及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纽约期货交易所（NYBOT）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等几家证券、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所，成为全球第二大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市场。所以，期货交易一般不需要交易合约的全额保证金，而只需要5%-15%的保证金即可（这也是期货交易一般的损益水平与交割金额）。
这样的格局，使中国的期货公司成为业务非常单一，发展潜力极其有限的边缘金融领域，期货公司数量多、规模小，其金融和社会影响力很弱，国际影响力更弱。期货交易除一般以期货合约作为交易标的外，也发展到以约定买方购买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权利，但可以在约定时间内实际行权也可以停止行权（损失购买费，即权利金），而卖方必须依约配合执行的标准化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交易。
中国商品期货交易对金融机构严格限制，期货交易市场也难以真正对国际机构投资者开放，使中国各类期货交易市场均以商品经营企业和散户投资者为主。而证券、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已经成为美国金融及国家对大宗商品和全球金融保持强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期货交易和衍生品交易活动的各方都应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都应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提及中国期货业，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交易规模没有带来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和定价权？为什么国内期货交易市场以商品经营企业和大量散户为主——国家期货与金融资源该如何整合？ 当前整个行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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